新旧总统在行政公开问题上截然不同的举措，既反映了政党竞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态度，也折射了行政公开在美国的最新发展。
因此，当案件可能不构成犯罪而由专门调查部门移交给行政调查处置部门时，对已经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监察对象，应当解除强制措施后移交给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处理。然而行政调查程序与专门调查程序对于证据的关联性可能存在不同的判断标准，因此，专门调查部门需进行关联性审查判断后方可使用相关证据。
赋予监察委员会发布通缉令的权力，有利于其有效追捕在逃犯罪嫌疑人。留置 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三省市试点决定》），在上述三省市设置专门行使监察职权的监察委员会。专门调查程序中对言词证据取证的严格规定，是因为言词证据具有不稳定性且易受办案机关的操纵，为保证实体真实和程序正义，故而施以诸多限制，因而行政调查程序中在限制较少的情况下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为专门调查程序直接采用。因此专门调查留置应当参考逮捕后的侦查羁押。在对职务违法行为和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和处置中，对违法行为的调查和处置显然具有行政性质，而对于犯罪行为的调查和处置则具有强烈的专门调查属性。
此外，行政留置的使用目的应作限制，仅限于三种目的：第一，调查目的。但倘若其权力具有专门调查的属性，则法院可以直接在诉讼的框架内通过审判权的行使实现对其的监督制约，例如排除非法证据、通知调查人员出庭作证等。我国长期存在的儿童黑户问题一再受到有关国际人权条约机构的关切。
在我国， 不合法收养是造成儿童黑户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意味着公民不去户口登记是一项国家可以予以处罚的违法行为， 即便个人因为客观原因无法满足政府设立的户口登记条件而未获得户口登记， 仍然不能改变其违法的性质。我国已经加入的《儿童权利公约》第7条也规定:儿童出生后应立即登记， 并有自出生之日起获得姓名的权利， 有获得国籍的权利;第8条更是要求缔约国承担尊重儿童维护其身份包括法律所承认的国籍、姓名及家庭关系而不受非法干扰的权利， 如有儿童被非法剥夺其身份方面的部分或全部要素， 缔约国应提供适当协助和保护， 以便迅速重新确立其身份。例如， 2004年北京市公安局制定的《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规范 (试行) 》就规定， 办理出生登记， 除了必须提交出生医学证明、婴儿父母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结婚证外， 还须提交婴儿母亲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生育服务证， 超计划生育、非婚生育婴儿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 还要提交婴儿母亲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开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
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同，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并不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提出解决黑户问题， 恰恰相反， 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老调重弹。不仅如此， 即便是2006年《大连市实施〈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办法》这样的地方政府规章， 根据《立法法》其制定的依据也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而不包括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如果不能提交这些文件， 婴儿就将无法获得户口登记。2016年国务院通过《意见》推行的户口登记政策也不例外。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 《意见》的很多规定并非是全新的， 在清理黑户问题上， 中央的政策曾一直难以做到令行禁止， 希望此次可以做到畅行无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背景下， 要从根本上解决黑户问题， 除了要调整计划生育等政策外， 还有必要转变治理思路， 将目前在户口领域仍然盛行的政策治理模式转变为以人权保障为导向的法律治理。
《条例》虽然规定了某些限制迁徙的措施， 但其限制绝不像现在那样范围广泛。按照户口登记制度， 个人户口从一开始就是与其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项。黑户问题不仅给我国的人口和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也对无户口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构成了损害。例如， 2006年《大连市实施〈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办法》规定， 违反《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 要求子女在本市落户的， 须持县级人口与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同样， 2012年《深圳经济特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1条明确要求公安部门办理出生入户登记， 应当核查申请人的深圳市计划生育证明， 但2009年《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并没有对公安部门提出此项要求。
因此， 国务院与公安部对于户口登记政策的三令五申始终无法真正落实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产生黑户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
四、迈向户口登记的法律治理与人权保障 黑户的政策治理模式实际是我国目前整个户口问题治理模式的一个缩影。如果有关制度使得有些公民无法获得户口登记， 那就意味着其被承认为法律人格之权利受到了侵犯。
同时， 政策治理模式也导致了治理黑户问题的实际效果非常不理想。1989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批转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关于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报告的通知》就严厉指出， 一些地方违反国家规定， 不准超计划生育的婴儿申报出生户口的现象屡禁不止， 明确要求对出生婴儿不申报户口的问题要严格依法办事。对此， 《意见》也承认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政策性障碍等因素是导致部分公民无户口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的主要原因。目前以合法收养为条件的户口政策虽然具有较大的合理性， 但无法彻底解决非法收养问题仍将导致很多无辜的儿童难以获得户口登记。中国已经签署但还未加入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6条规定人人在任何所在有被承认为法律人格之权利。由此可见， 在户口管理领域， 一方面， 尽管存在《户口登记条例》这个有效的法律， 但这个法律却早就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另一方面， 在法律未修改的情况下， 几十年来的户口制度改革一直是以政策代替法律的方式进行的， 这就导致了很多改革不仅于法无据， 还严重违反现行户口法律的规定。
《条例》对政府妨碍公民进行户口登记的行为并没有规定任何法律责任。对于此项权利， 从原则上， 一个人在法律面前被作为人对待的能力开始于出生之时， 结束于死亡之日[2]。
为此， 有必要改变一直以来通过各种户口政策推进户口制度改革的思路， 转而通过修订《户口登记条例》来实现这一目的。如对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 《意见》规定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 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 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而对于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无户口人员， 则允许1999年《收养法》修改前已经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当事人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事实收养公证， 并凭事实收养公证书和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因此， 对于中国公民而言， 黑户即意味着其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法律人格无法得到基本的法律保障。2013年儿童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份履约报告所做的结论性意见仍然对儿童的出生登记率不高问题表示关切， 并建议中国简化、精简和便利出生登记程序， 消除一切相关的经济和行政障碍， 改进服务， 包括为父母和监护人提供的出生登记服务。
不过， 因为年代久远， 其已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现实， 很多规定已形同虚设， 因而大量户口问题实际都不是通过《条例》而是通过政策或者低位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予以调整的。195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定且现在仍然有效的唯一法律， 也是目前我国实施户口政策最权威的法律依据， 它确立了我国户口登记、迁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框架。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对于提高我国人权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这就导致很多儿童黑户问题， 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不仅如此， 这一规定还与《户口登记条例》将户口登记视为公民义务而不是权利的规定完全相反。(2) Distr.GENERAL， CRC/C/15/Add.56，7 June1996， para.16. (3) Distr.GENERAL， CRC/C/CHN/CO/2，24 November 2005， para.42. (4) Distr.GENERAL，CRC/C/CHN/CO/3-4， 29 October 2013， paras.39-40. (1) 因收养机构长期得不到合法化导致被实际收养的残障儿童不能获得户口登记的案例， 可以参见黄金荣《权利的法律内与法律外实现:河北天主教会孤儿院的非法生存状态》， 载李培林《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3-24页。
《意见》第一句话就确认依法登记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此后， 几乎每次人口普查之前， 公安部门都会专门进行一次户口整顿工作， 并试图解决过去积累的黑户问题， 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再次， 为了确保个人户口登记权利的实现， 还有必要在法律上规定儿童监护人为儿童进行户口登记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在我国， 户口制度受政策影响极大， 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 各地的户籍政策更是变化剧烈， 差异明显。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只有不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义务， 而没有不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义务。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取消了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不按规定申报户口可受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 这也就意味着《户口登记条例》在解决黑户问题上彻底失去了法律强制力如果将国家和地方团体视为不同的公法人, 则我国的地方行政机关实际上具有双重性质, 一方面是地方团体 （省、市、区县和乡镇）的行政机关, 这在我国现行法上被称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实质上即是指地方团体的行政机关;另一方面是作为中央行政机关的下辖机关, 这在现行法上被称为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属于国家的行政机关。根据权威观点, 只有坚持纪法分开, 才有可能使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在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同时, 又能配套联动、相得益彰, 从而形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合力。
应当说明的是, 目前在我国国家机关设置中, 也有一些中央行政机关冠以国家之名, 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宗教事务局等, 应当说, 这种用法与我国宪法的精神并不完全符合, 并且这些机构都是国务院下属的机构, 并非宪制机关, 因此对我们讨论作为宪制机关的国家监察机关的命名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15]《监察法》 （草案）第十一条规定, 监察官是依法行使监察权的监察人员。
再如, 根据《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 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根据《宪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22]习近平同志还指出:中国260多万各级人大代表, 都要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 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1936年, 再度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其四, 在将监察机关称为监察院以后, 在人大之外的国家机关可以统一称为一府三院 （在中央也可称为四院）, 相较于一府两院一委的称谓更为简洁明快。
